張獻忠“屠蜀”之說由來已久。大致有兩種深具時代特色的說法：
一、清代時，多謂其“共殺男女六萬萬有奇”，四川一省之人被屠戮殆盡，以至“千里如煙，空如大漠”。
二、數(shù)十年前，史學界曾流行一種意見，稱屠蜀之說不可信，張獻忠所部殺的只是“地主、官僚以及從屬于他們的反動武裝”。①
鑒于清軍入關(guān)后有過很多殺戮百姓的劣跡，民間也有很多人認為，屠蜀的主要是清軍，張獻忠做了“背鍋俠”。
以上觀點，均與史實存在一定的偏差。
四川人口在明末清初之際曾大幅減少，引發(fā)“湖廣填四川”的移民潮，是一件確鑿無疑的事情。這種結(jié)果，是由四川數(shù)十年戰(zhàn)亂所造成，張獻忠及其大西政權(quán)是這戰(zhàn)亂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——崇禎年間，張獻忠數(shù)次入川；張獻忠敗亡后，大西軍殘部、南明軍、清軍及其他農(nóng)民軍間，仍不斷相互征伐。至順治十六年（1659年），清軍才大致平定四川?？滴跏辏?673年），四川又被吳三桂所據(jù)，再度成為戰(zhàn)場。
明軍（南明軍）也好，清軍也罷，包括吳三桂軍，張獻忠軍，都曾殘酷屠殺過蜀中百姓。
比如，崇禎十七年（1644年），明軍趙榮貴部被張獻忠所敗，退往茂州。茂州百姓沒有開城，趙榮貴遂在攻入后屠城。南明總兵王命臣占領(lǐng)順慶，要求每家交銀子，買“免死牌”“牛票”，如果拒絕，就“掠其人，掘其糧，焚其室”。南明曹勛部在雅州，搜刮民間存糧，百姓只好吃草根、樹皮，致使“僵尸滿路”。②
再如，豪格等人統(tǒng)帥的清軍，在順治四年（1647年）被迫撤出成都時，驅(qū)趕數(shù)千百姓北上，到了綿州后又將其全部殺死。清軍在簡州乏糧，于是抓捕百姓，“有糧即放，無糧燒死”。豪格曾下令，對于不肯歸順的抗清者，一律誅戮。在潼川，清軍殺了“不計其數(shù)”的降而復叛的川兵。
再如，吳三桂的部將譚宏同清軍作戰(zhàn)失利，后撤時拆掉浮橋，劫掠保寧，致使“男女溺死無數(shù)”。譚宏在轄區(qū)內(nèi)勒索百姓，當?shù)厝思娂娞油觯揖趴?。?zhàn)事平息后，四川已殘破不堪，安岳、遂寧等縣“絕人跡，少煙火者二十余年”。③
與戰(zhàn)亂相隨而至的，是旱災、水災與瘟疫。崇禎十年（1637年），劍州因洪災“兩岸軍民漂沒者千余家”；順治二年（1645年），重慶因瘟疫“駢死連村”；順治三年（1646年），峨眉“大荒，餓死者日無記數(shù)”；順治五年（1648年），鹽亭“人多餓死”，內(nèi)江爆發(fā)瘟疫，百姓逃亡各地，數(shù)百里沒有人煙。④
不過，上述“屠蜀”暴行，與張獻忠相比，實可謂小巫見大巫。
張獻忠曾在四川建立政權(quán)。他對川人的屠殺，有一些不同尋常的特點。
其一，張獻忠經(jīng)營四川，全賴嚴刑峻法造就的恐怖氣氛。
大西政權(quán)的律法極為嚴苛，實行連坐法，一家犯罪，株連九家。一旦犯罪，輕的被割耳割鼻、砍斷手足，重的斬首、凌遲，甚至效法朱元璋實行“剝皮填草”的酷刑。
其二，實施殘酷的特務統(tǒng)治。
大西政權(quán)嚴格限制百姓的行動自由與言論自由。在成都，各門嚴查百姓出入，出城人必須呈報姓名、事由以及歸期，逾期不歸，出城人的家眷及鄰居都要被處死。大西政權(quán)還派出密探，裝扮成商人或乞丐，在城內(nèi)暗查，若發(fā)現(xiàn)有人私下詆毀張獻忠，就用炭在其家大門涂上記號，方便軍隊進行抓捕訊問。大西政權(quán)末期，因無法對郊野民眾實施有效的特務統(tǒng)治，張獻忠擔心他們會做“帶路黨”幫助敵軍，一度頒布了“除城盡剿”（城中百姓可以控制，故可歸入良民）命令，針對郊外百姓，“不論男女老幼，逢人則殺”。
其三，在經(jīng)濟上，大西政權(quán)財政高度依賴暴力“打糧”。
大西政權(quán)禁止民間持有金銀，私藏超過一兩，誅殺全家，達到十兩，就要剝皮。雖然建立了政權(quán)，但張獻忠并沒有執(zhí)行按土地或人口征稅的制度，而高度依賴沒收財產(chǎn)和“打糧”，來籌集軍餉和滿足政府支出。地主與富戶被搶光后，“打糧”對象就成了普通百姓。⑤
其四，大西政權(quán)高度防范、仇視知識階層。
張獻忠對開科取士非常感興趣，每攻占一地，即舉行科考，強迫當?shù)刈x書人參加，張甚至親自出題閱卷。不過，對被錄取的知識分子，張并不信任，只是為了用虛職將他們控制起來，防止他們回到地方上聚眾“作亂”。正是因為出于這樣的目的，張獻忠的開科取士，錄取率非常高。大西政權(quán)末期，張獻忠曾假借科考名義，在大悲寺一次性屠殺了數(shù)千名士子。⑥
上述暴政，激起蜀人的劇烈反抗。
內(nèi)有反抗，外有清軍，大西政權(quán)最終無法在四川立足。自成都撤離時，張獻忠曾下令“剿洗全城，不留一人”。軍中傳教士記錄下了當時的情況。
先是成都人被騙至城外：
“無罪百姓齊遭慘殺，息靜無聲。真是尸積如山，血流成河，逐處皆尸，河為之塞，不能行船。錦繡蓉城頓成曠野，無人居住。”
然后，張獻忠又下令將皇宮和成都城焚毀：
“（張）下令將皇宮焚毀。在城外見隆煙騰起，火光燭地，大為狂喜。復令全城四面縱火，一時各方火起，公所私地，樓臺亭閣，一片通紅，有似火海。大明歷代各王所居之宮殿，以及民間之房屋財產(chǎn)均遭焚如。轉(zhuǎn)瞬間，川中首城已成焦土，實屬可惜”。⑦
成都遂成一片廢墟。
曾有學者為了證明大西軍軍紀好、不擾民，引用劉進忠約束士卒的《大西驍騎營都督府劉禁約碑》為證。該碑規(guī)定：
“擾害地方者，許彼地士民，解鎖軍前正法”，“不許假借天兵名色擾害地方，該管地方官查實申報，以憑梟首。”
可惜的是，因勸諫“生靈不可妄殺”，劉進忠被張獻忠所疑，為保全性命只得降清。⑧
張獻忠“屠蜀”，究竟殺了多少人，已難以細考。一個可供參考的意見是：較早對張獻忠持肯定立場、反對“張獻忠屠蜀”之說的四川學者任乃強，1947年寫作《張獻忠屠蜀記》時，仍承認：
“當時蜀人絕滅之原因，蓋死于饑饉者什七八，殺于獻忠者什一二而已。”
當時全川約300萬人。如此，直接死于張獻忠之手者，最低限度也有30-60萬人⑨——鑒于大西政權(quán)所實施的暴政，任乃強所謂的“死于饑饉者什七八”，仍有相當數(shù)量須記在張獻忠名下，他和他的大西政權(quán)，正是“饑饉”的重要制造者之一。
注釋：
①②胡昭曦：《張獻忠屠蜀考辨》，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，第4頁，第55~59頁。
③④王綱：《論明末清初四川人口大量減少的原因》，見于《張獻忠在四川》，四川省新華書店1981年。
⑤李文治：《晚明民變：底層暴動與明朝的崩潰》，中國電影出版社2014年，第107~110頁。
⑥耿法：《張獻忠的一樁公案--從成都大悲寺屠戮士子事件說起》，《書屋》2006年第9期。
⑦（法）古洛東：《圣教入川記》，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，第28、39~40頁。
⑧馮廣宏：《民心向背問張營--張獻忠帝蜀實情考之六》，《文史雜志》2010年第5期。
⑨馮廣宏：《張獻忠屠蜀人數(shù)疑案》，《文史雜志》2009年第6期。
